2024年6月12日，学校离退休党支部开展活动，其中的一项内容是请校庆筹备组特聘顾问何维平主任介绍学校60年办学的历史文脉。这段时间，何主任查阅了大量档案材料，对学校几十年办学历程中的重要节点和重大事件基本了然于心。在提到学分制时，他希望我就这方面内容再写篇文章，并替我草拟了题目“我和学分制”。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校在教学管理改革中推出试行学分制这一举措，确实有着一段渊源。

我是1985年暑假后随着工作调动，走进南通市职业中学的。此前，我从事普通教育25年，并有7年中学教学管理的经历。但初到职业中学，面对职业教育的课程和学生，我还是有种“人生地不熟”的感觉。经过一番摸索和向同仁请教，我才逐渐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我了解到职业高中是新生事物，其时宏观和微观管理机制并不完善，整个职教园地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此后，我先后出任学校教导主任和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初步实践已告诉我，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办学定位、培养目标以及教学方式上都有着明显区别。但当时许多由普通中学转型的职业高中，从领导到教师层面往往还很难走出原来的圈子。这期间，我结合自身工作中的调查研究，先后在学校校刊、市教研室《职教点滴》和《南通教育报》上，发表了一些对职业中学改革教学管理的看法。其中，刊登于校刊《教改信息》1988年1月的《深化学校教学改革的浅见》一文中，我曾提议职业中学的课程设置，应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

1989年3月，我参加了江苏省教委主办、常州技术师范学院承办的首届职业中学校长培训班学习。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不仅学习了《技术教育概论》《职业技术教育学》《比较教育学》等论著，还实地考察了常州刘国钧职教中心、山东平度职教中心和青岛市的一些职业学校。这些学习与考察，尤其是和专家、学者面对面的交流，让我对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基本规律以及职业学校的管理目标、教学特点，有了新的认知。

系统的理论学习，激发了我对职教科研的兴趣。此后几年里，我结合工作与教学实践，开展了对职业高中以及中等职业教育的一些探究。1991年，我在学校建立了“适应社会需要，强化全面素质教育”这一校级研究课题。并陆续在校刊及省市级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有关职教学校管理和教学管理的己见。其中，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改革课程结构》一文里，我主张职业学校可采纳“职业群集式”课程结构，这种课程结构的主要特点是专业基础面较宽、职业技能面较广、专门化方向可选择，还建议职业学校以积极姿态，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律和多元多变需求。

1995年10月南通中专组建后，新的领导班子思路开阔，学校教育科研氛围浓厚。我校建立了“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职业素质的结构与形成”这一省级研究课题。我在参与主课题研究的同时，承担着“教学管理”子课题的研究任务。在我们子课题组积极探索“研究指向”的阶段，我阅读了大量参考资料。其中，有那几年教育刊物刊登的教学管理改革热点文章，还有请南通师院邓宏宝副教授从图书馆复印的各类学校推行教学改革的资料，当中就有国内外高校实行学分制的材料。我还着重研读了杨得广、王锡林的《中国学分制》和邓世昆的《学分制是实现素质教育的有效教学管理模式》等论著，这些让我受益匪浅，为我打开了眼界，拓展了思路。在后来的一次子课题研讨会上，教务处刘九龙副主任和我不约而同都提到高校推行的学分制。就这样，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决定把关注的重点放到国内外高校实行的学分制上。我感到学分制能很好地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能较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这些，与学校主课题研究的契合度很高，也是职业学校急待解决的问题。但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迥然有别，照抄照搬高校的学分制，那简直是天方夜谭。经子课题组充分论证，特别是综合分析当时职业学校所处的外部环境后，决定将移植学分制，作为我校当时教学管理改革的突破口。

作者（右一）在省课题“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职业素质的结构与形成”结题现场

当时，我们分析的职业学校办学外部环境主要有：

一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动态性、多样性逐渐凸现出来。而当时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管理却一直沿袭着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套管理模式，强调的是“统一要求”、“统一标准”，执行的是单一、刚性的教学计划。这使复合型、特长型人才缺少发展的空间，使学校难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多层次、多规格需求。

二是1996年外部的经济大环境不佳，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一部分学生入学时确定的专业方向与毕业时社会的实际需要有距离。职业学校人才培养处于被动状态，人才培养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毕业生的就业难度。

三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普高热”的逐步升温，中等职业学校招生难度日益显现，职校生源整体的文化素质明显下降，学生个体的知识水平差异明显拉大。而我们认为，中考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生某方面的智力状态，但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全部智力和能力。我们感到，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管理应该面对教育对象的基础和素质差异，实行因材施教，分类推进，努力促进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1997年上半年，通过对国内外高等学校学分制的比较研究和对我校办学现状、专业培养目标的深入分析，我们子课题组提出了移植学分制的理论思考，并制定了试行学分制的实施方案。

其主要内容有：

1.我校试行学分制的模式，确定为采用学年学分制。

2.在专业设置上，提出要有一定宽度，以便形成专业内人才培养的多元方向。

3.在课程设置上，制定适应学分制推行的各专业实施性教学计划，将全部的必修课程改为必修课、分选课和自选课三类课型。其中，必修课模块包括一些主干文化课、主干专业课和基本技能课，强调一个“精”字；分选课模块形成专业内的分流，学生可自主选择，注重一个“实”字；自选课为拓宽、加深知识和技能层面或培养兴趣、发展特长的课程，让学生自由选择，突出一个“活”字。

4.在学分制条件下学习的“量”与“质”的管理上，规定各专业取得毕业资格的总学分要求，允许学生通过不同的途径和不同的年限，取得毕业资格。学生通过课程考核后获得学分，理论课以一个周时数为1学分，实践课以一周为1学分。

这一移植学分制的试行方案，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认可。我校在试行学分制方案形成后，很快就在1997年暑假后新学期开始试行，各职能部门也及时配套了相应的管理措施，这一切超出常人想象，但“南通中专人”做到了。这既反映了学校领导班子时不我待的坚定决心，也反映出我校全体教职工同心同德的可贵品质。

我校试行学分制后，校园里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各级管理层面和教师教育观念有了新的转变，促使学校各项工作紧紧围绕“强化学生职业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一中心进行；二是学生的学习目标进一步清晰，学习自主性提高，学会适时根据各种信息反馈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三是学生在学习中收获的成果增多，成就动机和学习的内动力增强。

1999年1月，南通市召开全市职业高中（职业中专）教学工作会议。我在会上作了题为《构建学分制新型模式，深化职业学校教学管理改革》的交流，与会的省教委职教办王兆明主任充分肯定了我校推行的学分制改革举措。此后，江苏《职教通讯》、吉林《职业技术教育》、河北《职教信息》以及《南通师范学院学报》等多家刊物先后刊登了我校试行学分制的相关文章。那两年里，学校接待了全国100多所中、高职学校领导和教师以及10多批次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及教育科研部门领导的考察。我先后应邀在多所中、高职学校以及江苏省职教科研中心举办的“全省重点职业学校教科室主任培训班”、江苏省教委举办的“全省中等职业学校学分制与弹性学制研讨会”、陕西省教委举办的“省部属中专学校校长年会”和教育部职成教司举办的“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分制研讨会”上作了汇报交流，还先后出席了江苏省和教育部职成教司组织制定试行学分制实施方案的专题研讨会。

我校在中等职业学校教学管理中率先试行移植学分制的举措，在国内职业教育界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以为主要在于：

1.推动教育主管部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改变长期以来在职业学校教学管理中推行的“统一标准、统一要求”做法。

2.推动职业学校切实坚持“以人为本”的办学方针，面向全体学生因材施教，全面落实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

3.推动职业学校学生更好地发挥主体作用，努力提高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和效益意识，促进自身职业素质的提高。

事实上，职业学校移植学分制的教学改革，有着多个选择层面。学校可根据自身的办学条件和教学改革的实际需求，选择最合适的实施方案，收获最佳的办学成效。多年来，部分中职学校和许多高职学校试行学分制的成功实践，就是很好的明证。这些，也让我心中一直延续着我对学分制的几分情结。

【作者简介】

蒋淦悌，男，出生于1940年2月，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退休前先后担任南通市职业中学、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副校长，分管教学工作，1992年获南通市教委“记功”表彰。在省级及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10多篇，其中《对职业中学职评工作的几点建议》一文发表于《职业技术教育》，被中国人民大学《中等职业技术教育》1992年第4期全文转载；《职业中专办学模式刍议》一文，获江苏省教育学会1990年职教优秀论文三等奖；《学分制移植的操作与思考》一文，获江苏省教育学会2000年优秀教育论文一等奖。